在北京师范大学,44岁的陶佳妍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,为了“蹭”到学校周末开设的家庭教育培训课,她每周通勤,从唐山家里赶到北京,做“实习助教”。

　　走在北师大的校园里,陶佳妍所遇到的大多数同学,年龄可能连她的一半都不到,这些年轻人的人生刚刚开启,而她正在努力“重启”。
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展开的一项调研显示,到2021年,我国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39.16岁。像陶佳妍这样超过40岁、通过求职、培训、职业资格考试寻求职场“重启”的女性,并不罕见。

　　1、“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，没给他们最好的支持”

　　今年元旦刚过,47岁的卫薇安顶着一头漂染成亚麻灰色的头发,踏进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。像其他20多岁、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实习律师一样,她接受指导律师的安排、起草法律文书、坐在法院的旁听席上听庭审。

　　8个月以前,她还在一家主营服装零售的外企担任运营总监,忙碌在销售一线。

　　“带过十几人、上百人的团队,我更能感受到领导想要什么样的实习生,那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。”卫薇安说。成为大龄实习生确实令她有点尴尬,但她更难忘4年前的挫败感。

　　她从小就是优等生,自认为前20年的职场生涯一帆风顺。2019年,她跳槽刚4个月就被迫离职,一度陷入强烈的自我否定情绪中。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失业,卫薇安想不通一直优秀的自己为何“没有接住”,也担心女儿国际学校的学费和家里的房贷,“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,没法给他们最好的支持”。

　　几个月后,卫薇安报名了国家司法考试。20多年前,她从法学专业本科毕业,如今想借助“老本行”争取一份“能干到70岁的工作”。

　　差不多在同一时间,陶佳妍正在经历频繁的失眠。为了毕业论文开题,她每天看文献看到深夜两三点,借助药物才能睡着。两个月后,她的月经迟到了。检查结果显示雌激素低,医生安慰她:“如果以后月经不来,你也别太紧张。”

　　陶佳妍在工作上一向拼命,但这次身体的反应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料。最近两年多的时间里,为了上课和当助教,她往返北京和唐山五六十次,为了节约成本住青年旅社,也没觉得多苦。然而,毕业论文带来的焦虑正在超过她的承受能力。

　　在毕业这件事上,陶佳妍自认为没退路。3年前,她刚入学,因为“课程方向和当初想象的不一样”申请过一次休学。后来,她在丈夫和儿子的鼓励下重新返校,“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,如果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”。

　　2、她卖了一套房，还把女儿转回了公立学校

　　陶佳妍说,5年前,自己还在一家央企工作,文笔出色,受领导重视。由于工作关系,她到访过国内不少城市,也获得过多个奖项,“心气儿很高”。

　　2018年年初,陶佳妍发现自己怀上二胎。恰逢单位有两项重要工作,她决定忙完再休息,结果“任务结束的当天流产了”。

　　陶佳妍辞职了,她重新考虑工作和家庭之间“到底想要做什么,靠哪头”。

　　真正放松下来后,她又觉得闲不住,“并不是那样的人”。她想着,还是要找一份工作,但不能找和以前一样的。“得找一个更重的砝码支撑自己,一份内心喜欢的工作。”

　　听说年纪相仿的朋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,陶佳妍也想去。她的想法获得了丈夫和读高中的儿子的认可,“我之前的经历也给了我底气,觉得可以试一试”。她记得,考研冲刺阶段,自己天天熬夜,执行完学习计划才上床睡觉。

　　佑洁今年43岁,原本和丈夫在上海工作,丈夫是程序员,她做市场销售。2014年,夫妻俩带女儿迁至澳大利亚墨尔本,丈夫还在编程,佑洁至今已换了3份工作。

　　没生二胎前,她曾供职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企业。“市场营销在澳大利亚竞争很激烈,当时我的英语还不是太流利,工资相对也比较低”,这份工她打得并不顺心。

　　2018年,佑洁生下儿子后辞职,在家照顾两个孩子。儿子两岁大时,她开始留意一些招聘信息。

　　2020年年初,她关注到墨尔本对永久居民提供免费线上培训课程,佑洁学习并获得了学前儿童护理和教育文凭,随后入职了当地的一家幼儿园,主要照顾两岁以下的孩子,“接送儿子上幼儿园也比较方便”。

　　那时候,她必须每天6点前起床,7点不到赶到幼儿园开始上班,和其他两名同事共同照顾十几个孩子的吃喝拉撒。除了准备他们的一日5餐、陪伴午睡、每两小时定点换纸尿裤以外,还要带孩子们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、打扫卫生,每天都“接受着心灵和体力上的双重考验”。

　　孩子们从蹒跚学步到奔跑自如,佑洁内心的“不安分”也在反复涌动。一天,一则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为30岁以上人群提供免费数字培训的信息吸引了她的注意。

　　养育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,让佑洁不敢贸然“脱产”去学习。陆陆续续自学并获得一些证书、通过培训测试后,佑洁才敢再次辞职,接受为期3个月的全职培训。

　　面对相似的经济压力,失业后,卫薇安卖掉了上海的一套住房,把另一套房的贷款还了,再把女儿从私立学校转到公立学校。

　　托熟人介绍过面试、接触过猎头,2023年8月,卫薇安最终决定重拾20多年前学的法律专业知识。

　　2023年秋天的大多数时间,她都是在上海普陀区图书馆度过的。她狠心花5000元报名司法考试辅导班,“背了七八遍记不住的知识点,就打字过一遍再背一遍”。要是上午9点多抢不到座位,她会抱怨偌大的图书馆为何“人山人海”;遇到难以消化的知识点,她会在图书馆的连廊和电梯间来回踱步。

　　3、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做的事情

　　在墨尔本的一家大型金融企业,佑洁成为IT云计算实习生已经180多天了。没有特殊情况的话,每周两天,她安顿好10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后,都会坐着火车去市中心的办公室上班。即使尚未真正享受到转正待遇,佑洁觉得,“弹性的工作方式和自由的办公环境,挺适合家里有小孩的女性”。

　　这名大龄实习生的转行之路并不容易。澳大利亚法律禁止职场年龄歧视,但佑洁简历上的“工作经历”很清楚。眼下的这份工作,是她在3个月密集的培训课程结束后,又投了很多份简历才被邀请面试的。

　　“培训结束后就能进入这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实习,对我来说是挺幸运的事情。”佑洁解释。她眼下最担心自己能否转正。IT行业虽然薪资待遇好,但新冠疫情过后,全球经济面临普遍的增长放缓,相比招聘通知,企业的裁员信息出现得更为频繁。

　　入职的前两个星期,实习生卫薇安经历了不少挫折,比如“带教老师给了资料,看不出问题”、感受不到“新行业里人与人之间的界限”等。这个性格大大咧咧的上海女人努力静下来观察环境,逐渐找回作为“学生”的状态,成功加入了4个诉讼任务。

　　比不上年轻人的记忆力,但卫薇安摸索出一些有效的学习办法。为了尽快熟悉不同类型的案子,她把同事随口说的案件分析用手机的备忘录记下来储存,还在系统日历上标注了同事有闲暇聊天的时间,提醒自己去听。

　　去年年底,卫薇安的丈夫被公司告知工作合同不再续签。“相比4年前,这次我慌了一会儿就定了神。”她说,再过几天会让母亲搬来同住,空出的住房租出去补贴家里的开支。

　　“面对风暴危机的时候,每个家庭成员都作出了牺牲和让步。”她说。

　　虽然校园生活和想象中有差距,但陶佳妍的学术目标逐步清晰。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家庭教育为题,她还将助教实习和研究方向结合起来。

　　担任助教期间,陶佳妍的工作量不算大,每堂课有400元劳务收入。对她来说,这笔钱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她来一趟北京,往返火车票加周六晚住旅馆,花费就接近400元了。

　　“做助教的话,我可以全程听课,不用交学费。”课后,遇上爱聊天的老师,陶佳妍会努力和他们沟通课程内容和自己的想法。她认真计算过,上完全部课程,能听到20位老师授课。

　　在受访的3名母亲中,陶佳妍是唯一一个没有“后顾之忧”的。她20岁的儿子正在一所211高校读大二,母子俩偶尔也会谈到各自的校园生活和学习中的困惑。

　　虽然研一时投过的简历都石沉大海,但今年陶佳妍不再畏惧年龄增长了。“我最近找的工作都没有年龄限制,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做的事情。”

　　(文中陶佳妍、卫薇安、佑洁为化名)

　　(来源:《中国青年报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