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天,看了一个作家写的童年往事:有一个同学的钢笔丢了,老师决定查所有人的包。作家写道:“我一下子手脚冰凉,心狂跳起来,咚咚咚地越来越响,好像全教室都充满了我的心跳声,我觉得老师和同学都听见了,并且开始怀疑到我……”。最后钢笔找到了,当然不是在作家的身上找到的。连她自己都感到困惑不解:明明不是自己拿的,为什么如此紧张呢?

　　这种无辜者的强烈生理反应,深深触动了我这个经常与留守儿童打交道的小学班主任。面对学生间的“无头公案”,尤其是难以取证的“失窃”事件,我也曾习惯性地依赖“察言观色”来判断:那些神情慌乱、面红耳赤的孩子,似乎就是可疑的对象；相反,那些看上去镇定自若,举止如常的往往则被定义为“无辜者”。

　　然而一次饭卡丢失事件,让我对以察言观色来推测“谁是嫌疑者”产生了质疑。那天,一个学生非常肯定地告诉我,某某拿了他的饭卡。我说,你当时怎么不问他要?他说我怕他打我。我问,你如何肯定那就是你的饭卡呢?他又很坚定地说,我的饭卡我认得。

　　我把某某请到办公室问话。他脸不红,心不跳,义正辞严,指天发誓,反复强调不是自己拿的。多问他几句就又哭又闹,似有无限冤屈。我以为自己误伤“忠良”,心怀愧疚好言安慰他。过了很久,才发现饭卡果然在他身上。

　　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月考,马上要张贴考场和座次表了,我却找不到那几张表格了。我记得明明就放在讲台上的。办公室、教室我来往奔波找了很多遍,就是不见踪影。我想,是不是哪个捣蛋的孩子把它们藏起来或者丢了?我把怀疑的眼神扫向所有的孩子,略带责备地说:“是不是哪个同学开玩笑藏起来了?”教室立马安静下来。个个噤若寒蝉,空气似乎有些凝固。

　　过了几分钟我又幽幽地问:“有谁帮我收了?”还是一个也不吭声。有的孩子开始左右观察,特别是几个女孩相互看了看。我立刻在心里揣测:这几个女孩前几天犯事,我狠狠地批评了她们,不会是她们合伙来报复我吧?我眼光轻轻掠过她们几个,她们的神情立刻不自然起来,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,有的还微微低下了头。最后,我看了其中一个女孩一眼,因为她在班上最叛逆,挨我批评也最多。她见我投过去审视的眼神,视线立刻躲开来,脸也红了。

　　此时,我心里更加怀疑是她带头合伙藏了那些表格。我压制住心头的怒火,决定再找找,如还找不到,我就要找她们谈话了。我把讲台上上下下又检查了一遍,班上的孩子个个盯着我手的动作。最后我把文件袋一个从不放东西的侧层拉链拉开,有几张白纸赫然在目!我惊讶地打开一看,里面正有那份资料!

　　我如释重负,抬起头,笑了笑,说:“找到了!”教室里的空气立刻活跃起来。我看到被我重点怀疑的那个女生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态,还轻轻吐了一口气。

　　幸亏我及时找到了那份表格,否则接下来我的行为,不知将会伤害那几个女生有多深。想起《放牛班的春天》里被诬陷偷钱而实施报复故意纵火的孩子,心里不由升起一股寒意。自此我暗暗告诫自己:以后不要凭想象,更不要以成见去判断孩子的品行,因为毫无根据地自以为是,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就像这次,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告诉我:被怀疑的滋味,比丢了东西更难受。这次我找到了表格,下次呢?